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是怎样在杭州成立的?
导语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居委会,做的事都是新的。这过程有点像小马过河,摸索摸索,渐渐便能觉出门道。
脚下是青石板,身边是白墙青瓦,眼前是烟柳画窗——我所在的地方,是上城区上羊市街社区元宝街。
元宝街1号的门牌上方,挂着一块木匾额,刻着“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
下午2点,樊建华挎个帆布袋来社区办事,现在她已经不当居委会主任了,但还是成员之一,管着社区里的“邻里值班室”。
樊建华说:“以前的上羊市街社区叫‘袁井巷社区’。我是这里的原住民,1994年从工作单位病退后,就担任了袁井巷社区的主任。当时居委会的成员都是小区里的居民。”
在樊建华的幼年记忆里,第一任居委会主任总是一脸严肃。直到后来翻看历史资料才发现:上羊市街社区居委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居委会,当时的9名居委会成员都是历史的“书写者”,责任重大,难怪经常行色匆匆。
时至今日,那9名成员都已离开人世,我们只能从樊建华的口中,了解昔日种种。
原居委会主作樊建华
废除保甲制度
上城区试点成立第一个居委会
1949年10月23日晚上7点,西牌楼小学灯火通明,聚集了200多人。他们来自上羊市街,为选举而来,很多人并不识字,只能在选票上画个圈。最终,几百个红圈,圈出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居委会。
自清代以来,杭州基层管理实行街村制。直到1934年,国民党政府在各省市建立起保甲组织,以户为单位,10户1甲,10甲1保,3保以上为联保办事处。
樊建华说:“保甲的一大特征,是相互监视、相互告发。若一家有罪,其他九家必须举发,否则就十家连带。”
保甲制弄得人心惶惶,邻里关系脆弱似纸。
1949年10月17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取消保甲,建立农村乡、村政权的指示。根据该指示,杭州市民政局提出了筹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决定在上城、下城和江干率先试点。
随后,第一个居委会便在上城区成立。
拉过黄包车的棉厂工人当选主任
当场烧掉27枚保长公章
手工业者、小商人、知识分子、公务员、工厂经理……第一批居委会的9名成员身份各异,除了居委会主任和副主任,其他人都是兼职管社区。
樊建华带我们走进“中国社区建设展示中心”。庭院里竖立着一尊铜像,是一名拉黄包车的车夫,名叫陈福林,就是樊建华口中那位“总是很严肃”的第一任居委会主任。
“陈福林来自社会基层,读过几年书,拉过人力车,当过棉种翻晒工人,大家都认定他能带好头。”樊建华说。
1949年10月23日,西牌楼小学的礼堂亮起灯光。等人都齐了,主持人便开始分发选票。选票是油印纸条子,长约18厘米、宽约8厘米,候选人的名字一溜排开,名字后面保留空白。
会议开始了,主持人在台上大声介绍候选人,把个人基本信息、履历都讲得明明白白的,这样选出来的居委会,才是人民的居委会。
唱票结果出来了:陈福林票数最高,当选居委会主任;陈道彰次之,当选副主任。
接下来发生的事,通过陈福林的口述记载,被画成了油画,作为“中国社区建设展示中心”的一大看点。
油画中,群众欢天喜地地散去,留下上城区区长田奎荣、上城区公安分局的秦秘书等4人、新当选的居委会成员,以及角落里愁云惨淡的27个保长。
秦秘书让他们统统交出公章,让陈福林负责处置。
陈福林也有点蒙啊,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公章,要怎么弄?
还是秦秘书出了主意,他说大不了当柴火烧掉好了,反正已经没用了。于是,这代表着落后基层制度的27枚公章,全都付之一炬,化为了灰烟。
小到发腊八粥、大到铺路搞绿化
刚成立的居委会一揽子包下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居委会,做的事都是新的。这过程有点像小马过河,摸索摸索,渐渐便能觉出门道。
樊建华举了个例子,就说组织架构吧,当时要统领2000多户人家,居委会人手不够,便又划分了40个居民小组。但是刚起步的时候,他们绕过弯路。比如与派出所联络不够,没有查明确切的户口,导致有几组的户数出入颇大。
还有个例子,从工作内容上看,参照《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纪实》一书,当时居委会成员的任务各有侧重,但总的来说,小到杀虫害、分发腊八粥,大到铺路装灯搞绿化,都有涉及。
“陈福林要管理社区内的人口,熟悉每一次人口流动;要做组织宣传工作,安徽发大水了,组织募捐。抗美援朝开始了,带队慰问军人家属;还要管卫生,算是建了杭州最早的一批公共厕所。”樊建华说。
副主任陈道彰打配合,因为很有经济头脑,他把辖区里的第二合作消费社做到了上城区第一大。
总而言之,从第一届开始,上羊市街社区居委会就定下了大致的工作内容:防特防盗防火、办理户籍、生产、调解、福利救济、清洁交通、文娱等。
居委会70年变迁
电子化办公随时掌握居民的情况
眼下是2019年10月12日。马路上,四个轮子的取代了三个轮子;十层以上的钢筋水泥楼,替代了小二层的木板楼;邻里打招呼,坐在沙发上编条微信就搞定,不必走出去,叩响别人家的铜门环。
变化是随处可见的,当然也包括了上羊市街社区居委会。
从陈福林开始,历任居委会主任上岗后都会仔细了解辖区的情况,这种担当有为的精神薪火相传,也传到了樊建华身上。
1994年,樊建华刚上任,就做了一件让人竖大拇指的事。那会儿,袁井巷刚刚回迁,巷内却没有安装路灯,晚上伸手不见五指。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樊建华经常骑着脚踏车,去路灯队找领导,跑了十多次,终于落实了10个路灯。
尽管平时琐事不断,但樊建华毫无怨言,毕竟跟第一届居委会相比,现在有专门的办公场地,条件好了太多。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作为居委会变迁的亲历者,樊建华感慨良多。她说:“陈福林他们那会儿,都是在家办公的,别人有事就上门喊。到了我们这届,有地方坐、有津贴拿。现在的居委会就更不用说了,直接电子化办公,谁家生病了,马上电脑上就弹出来了,工作效率非常高。”
70多岁的樊建华,管着“邻里值班室”的值班情况。前段时间有居民反映家里漏水了,她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叫社工上门查看,确定问题原因后,便喊来修理工。在她看来,当居委会主任是短期的事,但帮助居民、照顾大家庭,是一辈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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