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东部”系列报道③守望与企盼：变迁中的两代城东人

　　编者按：

　　1500亿，抽象的数字之下隐潜着的是杭州城市东部将面临的颠覆性的变迁。沧海变桑田可能是亿万年的造化，但城市的变迁却是短短数年间。在变迁之中，制度和观念急剧变化，不断扫瞄着每一个人的命运。

　　在时代变迁的大盘之下，是广阔而芜杂的社会生活，和生活中的个体命运。瞻前顾后的纷繁景象，庞大而隐秘，我们无法准确地“把脉”。

　　而记录个体生命的K线图，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人一路奔跑，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我们就可以探索到形形色色理想、价值、伦理、制度、世道、人心、爱恨、趣味的变迁，看到扭曲和还原，看到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也看到时间的匆促和魔力。

　　住在杭州网7月11日讯（记者 王玛咪）

　　每天早上8点半左右，如果你站在浙江日报大院门口，就会看到一个个子魁梧习惯穿黑色T恤的小伙子骑着一辆红色捷安特单车，悠然自得地来上班。

　　这个小伙子，叫凌飞。

　　不断缩减的物理距离，无从测量的心理距离

　　“很方便的，30分钟都不用，比坐公车好啊，至少不用堵！”凌飞很满意自己目前的生活方式，每天骑车上下班，从彭埠到体育场路，再从体育场路到彭埠，一天来回1个小时。他很自得地告诉我，自己每天都是办公室到得最早的一个，比起那些虽有自家车但是从城西一路拥堵过来要花一个小时上班的同事，凌飞觉得自己很幸福。

　　彭埠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1

　　依凌飞目前的收入水平完全有能力在单位附近租个房子，除了骑车上下班可以锻炼身体，凌飞道出了这其中的真正原因：“每天下班骑车到村子口就有人跟我打招呼了，那种回家的感觉很温暖。”虽然彭埠是一个外地人比本地人多的区域，虽然这一带治安不那么好老是有小偷小盗事件发生，但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对于20几年来建构的人际关系网络和亲情人缘，凌飞有着至深的信赖和眷恋。

　　“其实到我们这一代，人际关系也已经淡漠了很多，走在村子里，好多长辈我都不认识了。但是总也还是比他们杭州城里人好！”在和凌飞的谈话中，他不止一次地用到类似“他们杭州人”这样的词汇，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和“杭州人”对立起来。

　　在行政区域上，彭埠划属杭州，然而，要消除心理上的距离和隔阂却不是发布一个文件那么简单。“不断缩减的物理距离”和“无从测量的心理距离”，这正是对城东和主城区之关系的最好描述。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府文化的倡导，城东在慢慢地融入主城区，但是要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主城区和城东，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妈妈成国企工人了，我还是被同学叫成“乡下人”

　　沈菊花，凌飞的母亲，1956年出生于彭埠三堡村，1983年嫁入兴隆村，52年来一直生活于彭埠。除了彭埠居民，沈菊花还有另一个身份。

　　“在我们彭埠农转居之前，我早就不是农村户口了，现在每月拿的退休金养自己是绰绰有余的。”沈菊花的语气中流露出明显的自豪和一丝不经意的夸耀。

　　1958年，杭州农药厂落址城东，村里的土地大片被征用盖厂房，沈菊花家的土地也在其中。作为征用条件，农药厂提供了一些工人名额给当地农民，经过各项指标的核实，沈菊花家被分配到一个名额。“想都没敢想过啊，自己也可以做一个有劳保看病可以报销的国企工人！”回忆起自己成为工人的那一刻，沈菊花还是难掩兴奋之情，“国企工人”这个在那个特定年代闪耀着无限光辉的职业，在她的口中依然被替代成荣誉的代名词。作为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我们的许多愿望靠自己的努力就能实现的，但是也总还是有另外一些愿望，小人物是无法抵达的，是时代赋予了我们机遇，是变迁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圆满了我们的梦想。

　　彭埠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2

　　就在妈妈每天做着干净整洁而“有尊严”的国企工人的时候，小凌飞却还在为自己的“彭埠人”身份而懊恼气愤。

　　凌飞当初上的是江干区一所比较大的小学，班上很多同学都是城里人，“有一次填家庭情况表格时，被同学看到我是彭埠人，之后我就有了一个‘乡下人’的外号！”说起这些，凌飞用的是调侃的口吻，但是，他承认，当年小小少年心里落下的自卑和伤痛的情绪，伴随了他很多年。

　　“现在平心而论的话，我们彭埠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不比城市里的人差，那些双职工家庭或许过得还没我们好，但是，他们始终有一种我们无法超越的优越感。”凌飞说，办公室里几个“老杭州人”，平时谈话的时候，还是会说“十大城门”之外的就不算是杭州了的之类的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凌飞的自尊心仍然会在这样的时刻，小小地被碰撞、击中。

　　“退休”的摩托车和公园里的“舞蹈班”

　　20多年前，崔健第一次替时代发出嘶吼：“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在凌飞家的储藏间里，一辆老式的摩托车静静地站在角落，红漆的外壳因经年弃置而堆积起了厚厚的灰尘。“它可是我们家的老功臣，现在它退休了！”沈菊花爱怜地望了一眼废弃的摩托车。

　　90年代初，彭埠这一带很多人都干起了蔬菜批发，沈菊花的丈夫也是其中一员。“那时候公交还不便利，一天也就那么一两趟班车，而且，从家到公交车站也需要步行很长的距离，挑了那么重的蔬菜担去坐公交车根本不现实，于是就买了这辆摩托车，那时候，我们家的大部分收入都是靠它来回挣到的！”沈菊花说，那时候的彭埠，几乎家家都有一辆摩托车，用来做生意，哪怕不做生意，自家到杭州城里有个摩托车也会方便许多。

　　快速公交彭埠站

　　虽然，从彭埠到市区还是只有一条艮山东路的主干道，但是，路的面貌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最初的泥泞小道到后来的机耕路再到现今的柏油大道，公交也不断地完善和通达，现在的沈菊花家门口步行5分钟就可以坐到公交车，校1线、525、快速公交、326……车的班次，多到沈菊花记不清楚。而摩托车，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已经完成了它在彭埠的使命，被更快、更便捷、更安全的交通方式所取代。

　　如果说，沈菊花的叙述里更多流露的是对过去的留恋和怀念，而和凌飞的对话里，则充满了激情和企盼。

　　超市、公园、老年舞蹈队……这些新事物的出现，让凌飞激动，内心沸腾。现代城市元素在彭埠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是一个分界岭，同时也是一种感召和信心。

　　“杭州现在要打造的是生活品质之城，而这些市政基础设施能够在我们彭埠建起来，我觉得才是最实实在在地引导这种品质的生活。”凌飞感慨这几年间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巨大改变，父母晚饭后能去公园散散步，日常生活用品可以很方便地在超市里买到，甚至年过半百的母亲还参加了“老年舞蹈队”……凌飞坦言，每当看到母亲独自乐呵呵地在家反复练习舞蹈队新教的动作，那种知足又认真的神情都会把他感动，他欣喜着，也感恩着，是时代赋予的机遇，让父辈能够老有所乐，安享一个曾经盼望的“城里人”的晚年生活。

　　小姨的户口丢了200万，你得赶紧去登记结婚

　　21年前，沈菊花的妹妹沈菊仙找了个“杭州人”对象，嫁给工人，成了市区户口。这成了21年前沈家最得意的大事，凌飞的外公更为此宴请了村里的老老少少。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门曾经令沈家人骄傲令村里人羡慕的婚事，渐渐地失去了它原本的光耀，而生出了遗憾。

　　“我们现在每年村里都发补贴，一年人均将近10000元，如果外面在传的话是真的话，拆迁每户人家至少可以赔130万，一来一去，我小妹这个户口就丢了200万啊！现在户口想再迁回来那是门也没有了！”沈菊花算起账来头头是道，语气中是对妹妹失去利益的惋惜和自己保有这些待遇的庆幸。

　　细心的沈菊花从1990年开始记帐，她戴着老花镜研究“账本”： 2000年之前，每户人家靠种植蔬菜大概只有2万元的年收入，现在仅靠出租房屋就可收入5万-6万元，多的人家甚至达到了20来万一年的房租，如果心思活络做点生意的话收入就更高了。“过去二十年不如现在一年赚得多。”这是沈菊花当初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

　　“以前这里的姑娘都想往外嫁，现在都不愿走了，很多还找上门女婿呢。只是我们这里也马上要拆迁了，没有了租金，以后我们这里的人都靠什么养家糊口，自家的新鲜蔬菜吃不上了还真会不习惯……”沈菊花对琐碎生活的念叨中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隐忧，虽然心里已经接受了拆迁的事实，沈菊花在拆迁这件事上仍是忧虑重重充满矛盾。对她来说，拆迁不只是拆掉了她不断翻新的新房子，不只是失去了她后院亲手开垦出来的自留地，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颠覆和重建。

　　年初，当听说彭埠当地的户口要冻结的时候，沈菊花就开始说服凌飞领结婚证。“正式登记之后，就可以把我老婆的户口迁到我们村里来，其实我女朋友是正宗的老杭州人，现在却要来做乡下人了！”话虽这么说，但作为城里人的老婆却愿意把户口迁至彭埠做“乡下人”，这，让凌飞有了“翻身扶正”的感觉。

　　在母亲的催促下，4月23日，凌飞和女朋友正式领了证，4月24日，凌飞就把老婆的户口落在了本村，“这样的话，我老婆到年底就可以分红了，以后拆迁她的待遇跟我们当地人一模一样了！”在拆与不拆上凌飞和母亲的态度有着极大的反差，但是，在既得的现实利益面前，两代人达成了毫无疑问的默契，这也是情理之中的，希望自己的生活更有保障，希望在这个社会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

　　【后记】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高歌猛进，推陈出新，是这个时代带给所有人的梦想。时代高唱进行曲，将一些人献给他们的观众，将另外一些人移往幕后。多少事物崛起，多少事物消失。

　　如果说，人的自由和尊严，一定是与记忆有关的，那么仿佛没有昨天地活在今天，到底是正在自由呢，还是正在成为时代的囚徒？我们记录时代变迁中个体命运的变迁，试图从雪泥鸿爪中捕捉一丝关于这个时代的讯息。

　　而我们发现，这个时代，最令人兴奋的，是到处充满崛起和复兴的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