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编者按】
1500亿，抽象的数字之下隐潜着的是杭州城市东部将面临的颠覆性的变迁。沧海变桑田可能是亿万年的造化，但城市的变迁却是短短数年间。在变迁之中，制度和观念急剧变化，不断扫瞄着每一个人的命运。
在时代变迁的大盘之下，是广阔而芜杂的社会生活，和生活中的个体命运。瞻前顾后的纷繁景象，庞大而隐秘，我们无法准确地“把脉”。
而记录个体生命的K线图，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人一路奔跑，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我们就可以探索到形形色色理想、价值、伦理、制度、世道、人心、爱恨、趣味的变迁，看到扭曲和还原，看到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也看到时间的匆促和魔力。
往期回顾： ①城东新城的“心”怎么造? ②“双星”闪耀城东
策划 / 丁晓红 记者 / 王玛咪
每天早上8点半左右，如果你站在浙江日报大院门口，就会看到一个个子魁梧习惯穿黑色T恤的小伙子骑着一辆红色捷安特单车，悠然自得地来上班。
这个小伙子，叫凌飞。
不断缩减的物理距离，无从测量的心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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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埠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1(点小图查大图) |
凌飞是地道的彭埠原住民，爷爷和父亲这一辈都在那一片土地上扎根生活，成家立业。直到他这一代，才开始转移生活的一部分重心，在市区工作奋斗。
“很方便的，30分钟都不用，比坐公车好啊，至少不用堵！”凌飞很满意自己目前的生活方式，每天骑车上下班，从彭埠到体育场路，再从体育场路到彭埠，一天来回1个小时。他很自得地告诉我，自己每天都是办公室到得最早的一个，比起那些虽有自家车但是从城西一路拥堵过来要花一个小时上班的同事，凌飞觉得自己很幸福。
依凌飞目前的收入水平完全有能力在单位附近租个房子，除了骑车上下班可以锻炼身体，凌飞道出了这其中的真正原因：“每天下班骑车到村子口就有人跟我打招呼了，那种回家的感觉很温暖。”虽然彭埠是一个外地人比本地人多的区域，虽然这一带治安不那么好老是有小偷小盗事件发生，但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对于20几年来建构的人际关系网络和亲情人缘，凌飞有着至深的信赖和眷恋。
“其实到我们这一代，人际关系也已经淡漠了很多，走在村子里，好多长辈我都不认识了。但是总也还是比他们杭州城里人好！”在和凌飞的谈话中，他不止一次地用到类似“他们杭州人”这样的词汇，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和“杭州人”对立起来。
在行政区域上，彭埠划属杭州，然而，要消除心理上的距离和隔阂却不是发布一个文件那么简单。“不断缩减的物理距离”和“无从测量的心理距离”，这正是对城东和主城区之关系的最好描述。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府文化的倡导，城东在慢慢地融入主城区，但是要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主城区和城东，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妈妈成国企工人了，我还是被同学叫成“乡下人”
沈菊花，凌飞的母亲，1956年出生于彭埠三堡村，1983年嫁入兴隆村，52年来一直生活于彭埠。除了彭埠居民，沈菊花还有另一个身份。
“在我们彭埠农转居之前，我早就不是农村户口了，现在每月拿的退休金养自己是绰绰有余的。”沈菊花的语气中流露出明显的自豪和一丝不经意的夸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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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埠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2(点小图查大图) |
1958年，杭州农药厂落址城东，村里的土地大片被征用盖厂房，沈菊花家的土地也在其中。作为征用条件，农药厂提供了一些工人名额给当地农民，经过各项指标的核实，沈菊花家被分配到一个名额。“想都没敢想过啊，自己也可以做一个有劳保看病可以报销的国企工人！”回忆起自己成为工人的那一刻，沈菊花还是难掩兴奋之情，“国企工人”这个在那个特定年代闪耀着无限光辉的职业，在她的口中依然被替代成荣誉的代名词。作为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我们的许多愿望靠自己的努力就能实现的，但是也总还是有另外一些愿望，小人物是无法抵达的，是时代赋予了我们机遇，是变迁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圆满了我们的梦想。
就在妈妈每天做着干净整洁而“有尊严”的国企工人的时候，小凌飞却还在为自己的“彭埠人”身份而懊恼气愤。
凌飞当初上的是江干区一所比较大的小学，班上很多同学都是城里人，“有一次填家庭情况表格时，被同学看到我是彭埠人，之后我就有了一个‘乡下人’的外号！”说起这些，凌飞用的是调侃的口吻，但是，他承认，当年小小少年心里落下的自卑和伤痛的情绪，伴随了他很多年。
“现在平心而论的话，我们彭埠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不比城市里的人差，那些双职工家庭或许过得还没我们好，但是，他们始终有一种我们无法超越的优越感。”凌飞说，办公室里几个“老杭州人”，平时谈话的时候，还是会说“十大城门”之外的就不算是杭州了的之类的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凌飞的自尊心仍然会在这样的时刻，小小地被碰撞、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