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1/3人住公屋，1/6人住居屋，等于一半人住上了政府楼，你想想还能有多少住房问题？”面对记者，香港特区政府现任教育局局长、前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满脸笑容地反问。这种自豪感被传递到现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的脸上，“公屋堪称香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而且在未来的5~10年内角色不会变。”
香港这样一个寸土尺金之地，却被全世界公认为有效解决社会居住保障问题的典范。总结其中“奥秘”，香港人概括得很简单：“没钱的找政府，有钱的进市场。”——不多不少，在香港政府出钱的保障性住房和房地产商品房刚好各占半壁江山。
近日，记者专访香港特区政府最近两任房屋主管部门“一把手”，期望获得对该“范本”更深入的解剖分析，以供内地各界借鉴。
1、追溯：55年前一场大火催生“公屋制度”
今日，在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公屋区石硖尾邨，仍矗立着一座已经有50多年楼龄的“美荷楼”。最近政府正在把其重点“包裹”保护起来，准备把其建为一个“公屋标本”。“这是香港最早的一座公屋，我们打算腾空后建一个小型博物馆”，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告诉记者。
回溯起来，这座“美荷楼”的诞生多少有点偶然性——1953年的圣诞节，石硖尾木屋区一场大火令5万香港居民无家可归，为安置灾民，港府建起了8幢呈“H”形的大厦，厨厕公用，灾民缴纳少许租金就可入住。
激励港人先住公屋再买商品房
有了“公屋”这个起点，半个多世纪以来，香港的住房制度经历了初期的“应急”阶段，1972年起开始进入住房条件改善阶段，再到1978年起的“居者有其屋”阶段。“逐渐地，政府鼓励家庭结构转变的有进行‘阶梯上升’”，香港理工大学会计及金融学院副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刘佩琼说自己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我从小住在公屋里，后来考上大学开始住校，工作挣钱后先买居屋给家人住，再买商品房，现在还在房地产市场做点投资。”她认为居住环境的改变正是人生一步步前进的标志。“公屋给了我激励和奋斗的精神，很多香港人都是这样慢慢走过来的，所以对公屋很有感情。”
在她看来，香港的整个住房体系是一汪能自如流动的“活水”。“低收入的先有保障，如果努力上升，就有改善的阶梯，有了实力就自觉退出对社会资源的占用。”
2、现状：未来5年平均排队1.9年可住上公屋
当然，制度有一定的先天优势不意味着执行起来一帆风顺。郑汝桦去年7月份上任以来，就面临着一条由11万人排着的公屋申请长队。“房屋委员会辖下公共租住屋的居民，约有209万多人，占本港人口的30%。2006年至2007年，还在轮候等待入住公屋的家庭有106万户。”
她的解决方案是，在未来5年新建76000个公屋单位，当中86%在市区，以及葵青与将军澳等扩展市区，用于兴建公屋的资金有700亿元。香港市民把轮上公屋称为“上楼”，“足以应付11万的轮候市民及3年的‘上楼’承诺”。
她的信心还比较足，“保证每年平均的公屋兴建量大概在17000个单位，加上按照我们计算的回收数，可以把平均轮候时间从3年缩为1.8年~1.9年。”
入住10年资产超额须迁出
“有出有进，才能提高公屋的使用率。”郑汝桦说，公屋的租用是个可调整的系统——对于暂时有经济困难的公屋租户，房屋委员在1992年就推出了租金援助计划，符合资格的住户可获减免一半租金；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公屋租户则需要缴纳较高的租金，2006年因这个计划而节省资助金额2亿元，同时还能达到以高租金促使其购买房屋而迁出的作用。此外，入住公屋超过10年，入息和资产净值超过制定限额或不申报家庭资产的租户，必须迁出。
今年81岁的李福成老人正在石硖尾邨的小区公园里晒太阳，他是香港公屋最早的一批住户，是公屋从“出生”到“成长”的见证人。“住了20多年，没想到还可以搬新屋”，老人乐呵呵地告诉记者，他去年搬到了政府原地新建的公屋“美如楼”，“独立套间，有电梯”。
这位孤寡老人在20年前就申请到了政府的公屋，他以前住的旧公屋是上个世纪50年代兴建的首批公屋，同期的公屋除了要做博物馆的“美荷楼”以外，全部推倒重建。
未来5~10年公屋仍很重要
虽然属“政府福利”，但是存在了多年的香港公屋也并非没有因为环境和设施而遭受诟病——人口高度密集地居住于市区，房屋面积十分狭小，租金便宜的公屋面积最小的仅8平方米，最大的也只有69平方米，却需要住进6~12人。同时，很多人还发出这种由低收入人群集中居住的区域，会否存在居民普遍对社区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文化忧虑。
“我们有很清晰的意识，对于香港来说，在未来的5~10年内，公屋的角色依然非常重要。低收入人群的需求仍然会存在，政策需要一直执行下去。”郑汝桦认为。
3、透视：公屋为何成功
香港城市大学经济及金融系研究员、副教授王坤总结认为，香港公共房屋计划的巨大成功，与香港政府的长期积极投入、公屋管理部门高效务实的专业运营和管理、有效的财政资金安排密不可分。
自开始兴建公屋以来，香港公屋计划就有相应机构专门负责公屋事宜。在香港，公屋一直是政府“一手包办”。从建设到分配，再到管理和运营几乎全部“打包”给政府。在香港，公营房屋的决策机构是房屋委员会，由民间代表和其他各界与政治团体代表组成，执行者则是政府下属的房屋署。这就形成了一个房委会为核心的庞大机构，负责从建设、维护、资格审查到物业管理和社区服务等各个方面，可谓一个“超级开发商”。
香港公屋计划的成功也离不开政府土地政策的支持。此外，政府从财政安排上考虑成本效益，避免了庞大公屋计划造成巨额财政赤字。此外，房委会通过不断改进、完善公屋住户准入退出机制，促进有限的公屋单位得到公平合理分配。
记者观察：保障性住房推行到底有多难？
1/3公屋居民加上1/6居屋居民，香港半数居民能享受特区政府提供的住房保障。这个比例，至少在目前有足够让人艳羡的魅力。
内地从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到今天，显然还未能建立起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
比如机制，香港人住公屋和买居屋都要经过严格的资质审核。而我国各城市现行的廉租住房制度普遍缺乏透明的资格审查机制，更没有迁出机制；经济适用房作为特殊的商品，其背后蕴含着巨大的利益。
比如执行，当年著名香港影星邱淑贞的丈夫滥用公屋资源的事件闹得满城风雨，香港政府立即专门成立“特遣队”，清查占用公屋资源的“不法分子”——香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申请公屋如果弄虚作假很可能被作为刑事罪行被起诉，房委会具有执法权。内地的经济适用房推出多年，然而总感觉老百姓“看戏的多，唱戏的少”，因为经济适用房被滥用的状况极为普遍，老百姓对开宝马奔驰住经济适用房已经司空见惯。
“相当透明，不管做什么都要走公开程序；有明确的自我检讨机制”，刘佩琼总结的香港房屋管理的两个特点，无疑值得一再推敲和深思。
